过去一百多年里，因应保护小生产者、消费者福利、国际竞争力、世界战争等国内国际因素，受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等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影响，美国的反垄断政策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围绕并购重组的反垄断政策一直扮演着“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产业发展。从实际政策效果来看，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政策，都未能切实阻止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总体趋势。尤其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无论是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指数的提高，还是生产、研发、营销和采购环节合作的许可，或是在特定领域的反垄断豁免，都使美国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也引领和塑造了美国半导体、飞机制造业和微软公司被控垄断案的方向。在全球产业集中和竞争依然激烈的大背景下，后发国家如何在做好有效监管的同时通过并购重组培育本土大企业，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关于反垄断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参考。

从历史来看，美国一个世纪以来围绕并购重组的反垄断政策的发展演变表明，反垄断政策无疑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侧重。从当下来看，平台企业为代表的大企业的出现对原有的反垄断政策及其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获得企业的规模经济的同时监管好大企业，美国社会还没有达成共识。作为正在追赶的后发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市场结构及其影响，也要现实地考虑全球市场结构及其影响。过去几十年来，技术和分工日益复杂的全球产业链迫使企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资合作而不仅是竞争，企业规模被不断扩大。对于后发国家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与实现追赶而言，众多高技术产业生来就不是完全竞争的。在大飞机、半导体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大企业为特征的寡头竞争与合作、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产业集中趋势也是发生的事实。在培育大企业的道路上，除了基于自身能力的内生式成长之外，并购重组仍然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培育本土大企业、高技术制造业实现追赶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