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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峰:中国“建设性介入”赢得阿富汗欢迎

在美国和北约部队加快撤军、阿富汗国内局势动荡之际,第四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日前成功举行,为前景黯淡的阿富汗形势注入新的积极动力。在这次《三方联合声明》以及中方“五点建议”和“四点合作设想”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仅再度得到各方认可,而且堪为“建设性介入”周边外交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与某些动辄强调自我利益优先、强势之时偏好军事施压而弱势之际选择“一撤了之”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周边无小事,周边是首要,周边更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盘。一直以来,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周边军事强国最多、拥核邻国最多、陆海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现实情况表明,“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多年以前,“南亚不能乱、印巴不能战、恐怖势力不能肆虐”曾是中国南亚外交的核心要义。如今时代在变,在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外交的范式、方法和具体内容也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地区形势的演变而调整变化,但确保深陷战火40年的阿富汗不因美国和北约军队匆忙撤离、恐怖极端势力借机回潮而再度大乱,始终是中国对中亚及南亚外交的优先目标之一。

当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邻国,中国越来越有信心、有能力“建设性介入”热点问题的解决,围绕着管控地区矛盾、维护和平稳定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在笔者看来,这种外交范式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理念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有助于推动阿富汗局势向符合阿及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至少在阿富汗问题上,这种外交范式得到五点展现。

首先,始终将尊重主权与敏感关切作为“建设性介入”的前提。中方一直坚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根本原则,强调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呼吁阿富汗和谈各方共同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同时,中方明晓巴阿关系现存的现实问题,理解阿富汗形势发展对于巴基斯坦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筑牢西部“安全屏障”、防止喀布尔出现一个对其敌视、被区内外其他大国利用的政府,始终是巴对阿富汗政策的核心。

为此,中方既高度赞赏巴方在促成多哈协议、推动开启阿国内和谈等方面的独特作用,鼓励巴方继续发挥优势,作出新的努力,同时呼吁阿方积极看待巴方的诚意和贡献。不同于某些大国的“拉偏架”,中方立场不偏不倚、看法中立客观,自然得到巴阿双方欢迎。

其次,主动创造斡旋平台,鼓励开展双多边对话。多哈协议达成至今,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因受种种干扰而进展缓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风险陡增,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形势可能再度扭转。而某些大国一方面选择以削减军事、经济援助对阿富汗政府施压,另一方面试图仍以强力迫使塔利班妥协让步,让局势走向愈发混沌不清。值此关键关口,中方在会谈中明确提出愿举办阿方内部对话并提供一切便利和支持,倡议增设阿富汗和平和解三方特使对话机制,就和谈形势具体推进步骤保持密切沟通,鼓励阿富汗政府以更具吸引力、更具可行性的和谈方案推动塔利班回归政治主流并相向而行,同时承诺与巴方和其他涉阿利益攸关方一道,加大劝和促谈与斡旋调解力度,为和解与和平重建创造氛围和环境。

第三,顺应国际社会呼声,响亮提出阿富汗政治框架建议。国际社会已经有人担心阿富汗可能面临塔利班武装夺权,重演25年前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一幕,继而再度沦为恐怖极端势力温床并引发区内外大国对抗。对此,中方重申阿富汗各方均应严格遵守安理会第2513号决议达成的国际共识,提出阿富汗的未来政治框架不能再走回头路,应在广泛包容各方的框架下,对内奉行温和穆斯林政策,坚定打击恐怖主义,对外全方位推进和平外交,尤其是与邻国友好相处,以促进区域合作与国家重建。

第四,倡导集体安全,着眼补足安全漏洞而非权力真空。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政客和舆论对无奈撤离阿富汗这一战略要地心有不甘,渲染中国会借机拓展地缘和安全影响力,填补撤军后的“权力真空”。与此同时,面对阿富汗继续动荡并可能外溢的安全状况,一些邻国对中国也寄予厚望。在阿富汗安全问题上,中方态度明确。一方面,着眼于阿自身反恐维稳能力不足的实际现状,倡导集体安全,呼吁国际社会与地区国家倾力支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并鼓励阿方及时与友邻国家沟通合作,以共同形成助阿停火止暴、恢复和平的更大合力。另一方面,敦促美国履行应尽义务,实现有序、负责任的撤军,防止阿安全局势恶化,避免恐怖势力回潮。

第五,倡导标本兼治,发挥中国优势推进战后重建。阿富汗战乱始于上世纪70年代,经济民生问题是迄今暴力难消的重要原因。中方提出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向阿拓展,加强抗疫合作、扩大经贸往来、打造新的便民利民工程,表明在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愿发挥在基建、通信技术、医疗、减灾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让中国发展的红利更好惠及邻国,造福阿巴民众。(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